​没有纸上谈兵的赵括，赵国能赢得长平之战吗？

没有纸上谈兵的赵括，赵国能赢得长平之战吗？

结束于公元前260年的秦、赵长平之战，可以说是整个中国古代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场战役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给出的说法是赵国中了秦国的反间计，用赵括取代名将廉颇担任主将，葬送了赵军，遂令“纸上谈兵”的成语留诸后世。但问题在于，如果没有赵括，赵国是不是就能赢得这场国运攸关的战役呢？

赵军初战不利

战国时期的华夏国家已经普遍采用郡县征兵制，全国人口都被编入国家的户籍。男子到达成年，就要登记名籍，叫作“傅”或“傅籍”。“傅”就是“附”，谓附着姓名于户籍上；“傅籍”就有随时服兵役的义务，极大扩充了兵源。战国七雄均“带甲”数十万乃至百万，使得战国时期的战争规模急剧扩大。于是，此前在战争史上寂寂无闻的长平，注定要让秦、赵两国赌上国运，成为战国时代规模最大战役的战场。

当时的赵、秦两军可以说是中原最强大的两支军队。赵国军队的战斗力素来很强，阏与之战时，全副武装的赵军步兵从邯郸出发急行军至阏与，“卷甲而趋之，二日一夜至”，古阏与城在今山西省和顺县西北，以当时里制估算，与邯郸的直线距离约为530里，赵军的日行军速度已接近200里，没有严格的训练与强健的体魄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。与此同时，新兴的铁兵器也正在进入赵军的武库。

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自从赵武灵王实施“胡服骑射”的军事改革之后，赵国在华夏诸侯国中率先引入了骑兵这一兵种，其军中骑兵的比例接近10%，而其他诸侯国只在1%左右。

反观秦军，其迈入铁兵器时代的步伐比赵军缓慢得多，譬如从西安兵马俑出土的40000件兵器，几乎全部由青铜铸成。但秦国在商鞅变法中实行军功爵制形成的制度优势，完全弥补了秦军在技术上的落后。对于秦国的老百姓而言，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完全取决于在战场上获得的军功爵位。按照秦制，爵位共分20级，秦国的士兵只要“能得甲首一者”，便能“赏爵一级，益田一顷”，斩杀的敌人首级越多，获得的爵位就越高。当官为吏必须有爵，无爵者不能当官。甚至同在军中效力，爵位高低不同，每顿吃的饭菜都有所差别。三级爵有精米一斗，酱半升，菜羹一盘；两级爵位的只能吃粗米；没有爵位的普通士兵仅能填饱肚子而已。

因此，秦军对战争的渴望与热情远非六国军队可比，朱熹曾评论说“秦人之俗，大抵尚气概，先勇力，忘生轻死”。韩非子更是说，秦人听说要打仗，就顿足赤膊、急不可待，根本无所谓生死。当时人记载，上了战场的秦军光头赤膊，奋勇向前，六国军队与之相比，如同以卵击石。秦军士兵们左手提着人头，右胳膊下夹着俘虏，追杀着自己的对手，仅仅这样的文字记载，已经足够令人不寒而栗。

作为战国后期中国最强的两支军队，秦赵相遇，更强者胜。秦昭襄王四十七年（公元前260年）四月，赵军与王龁率领的秦军交战，初战失利，裨将（副将一级的高级将领）茄被斩杀。六月，赵军再战又败，2个城堡失守，4名都尉（仅次于“将”的中高级武官）阵亡。七月，赵军筑垒御秦军，秦军又斩杀赵军的2名都尉，夺占其西垒壁（今山西高平北的韩王山）。在秦军开始攻打赵军后才紧急担任赵军统帅的廉颇，此时只能被迫退守丹河，与秦军隔河对峙。

后勤战场的较量

尽管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惜字如金，但还是可以看出战场局势对赵军不利：短短3个月内，赵军遭遇了一连串失败，丢失两道防线，折损“一将六尉”。这意味着赵军高级将领的伤亡十分惨重。几十年后，在秦的统一战争中，李信率20万伐楚，被项燕率领的楚军夜袭击败，7名都尉阵亡，已是一场惨败。可见当时赵军的伤亡应当非常大，至少损失了几万将士。无怪赵孝成王得知战报后的反应是“怒廉颇军多失亡”。

对于这时的赵国而言，和平的希望已不存在（战争爆发后，赵国遣使赴秦媾和，但以失败而告终），其在军事上有三种选择：主动攻击、自行撤军、持久防御。而战场的现实已经证明，赵军野战不是秦军对手。而自行撤军，将大军撤回太行山以东，依托壶口关、滏口陉、井陉设防，且不说以新败之师如何抵御居高临下而来的秦军，秦军更可以挥兵北上，控制吕梁山与太行山上的险径要塞，截断邯郸与代郡、雁门郡、云中郡等北部地区的联系，将包括赵国起家的晋阳（太原）在内的太行山以西大片领土全部并吞。这是赵国所不能接受的，因为战败的结果也不过如此！更重要的是，敌前撤退这样高难度的军事行动极度危险，当时临时征召的军队，虽然数量庞大，但组织度很低，敌前后退极易导致军心涣散、阵形混乱，一旦敌人乘势追杀，将一败不可收拾，甚至全军覆灭。日后王翦趁项燕率兵东移突袭大破楚军就是最好的例证。因此，廉颇选择坚壁清野、坚守不出的策略实属必然。

两军相持，实际比拼的是双方的后勤能力。《孙子兵法》说，“凡兴师十万，出征千里，百姓之费，公家之奉，日费千金”，“国之贫于师者远输，远输则百姓贫”。按理说，长平距离赵都邯郸不过200公里，而距离秦都咸阳在400公里以上。战场态势应是赵军以逸待劳，而秦军远道而来，粮刍辎重补给维艰才对。但实际情况却截然相反，长期的重兵对峙给后勤带来的压力，竟然成为压垮赵国的最后一根稻草！

虽然在当时的说客口中，和平时期的赵国“粟支数年”，但赵国的农业仍不及魏、齐、秦等国发达。一方面，长平之战前秦国已拥有关中、四川、江汉和河东四大粮食产地，其中主产地关中的土地质量被《禹贡》评为“上上”；而赵国主要粮食生产区，包括晋阳为中心的太原盆地和邯郸为中心的漳滏流域，只被《禹贡》评为“中中”。这是赵国农业比之秦国的先天不足。

另一方面，商鞅变法将“耕战”确立为秦国国策，将农业生产提高到了最高战略位置。但赵国并不如秦国一样重视农业，就连赵武灵王的变法，也未见涉及农业生产，所以后代文献称赵国“商贾错于路，诸侯交于道。然民淫好末，侈靡而不务本”，国民的经商意识浓厚，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就说，“齐、赵设智巧，仰机利”，说明当时赵国商业发达，但农业相对滞后。这样一来，秦国的粮食储备远超赵国，按照《史记》的说法，“秦富十倍天下”。不唯如此，自公元前290年魏国将河东（今山西西南部）400里之地献给秦国，这一春秋霸主晋国起家之地，经过秦国30年的苦心经营，到长平之战前，已成为秦军在山西东南与韩、赵作战的后勤基地，秦国可以将大量粮食沿渭河、黄河、汾河通过水运（古代效率最高的运输方式）从关中运到这里再转运前线，从河东向长平前线运输粮食，距离不足200公里，与邯郸到长平距离相当，而交通状况比起需要翻越太行山的赵国则要好得多。

结果，在综合国力的比拼中，赵国败下阵来。在赵军垒壁的重要据点大粮山，相传廉颇在此唱筹量沙以迷惑秦军，已经反映出赵军前线粮食的匮乏。在本国粮食储备已不足以供应长平前线的情况下，赵国被迫向富庶的齐国求援，齐王建五年（公元前260年），“赵人乏食，请粟于齐，齐王弗许”。两国原本关系良好，前不久的公元前265年，齐师救赵，挫败秦军，但做出救赵决断的齐襄王次年去世后，齐王建年幼，其母君王后听政。从这时起，齐国彻底失去了威王、宣王时代的大国雄心，直到灭亡的几十年里都在奉行“事秦谨，与诸侯信”的混日子战略，置身战国旋涡之外而求一时苟安，在赵国“百万之师折于外”的严重时刻，竟然见死不救。

临阵换将的背后

国内乏粮，外援无望，赵国已经无法继续进行战争，前线赵军面临无粮而不战自溃的危险。所以，就赵国的军事抉择而言，国家经济状况无力支撑持久防御，撤退则很有可能不战自败，相反主动攻击或有一线“胜”机，即使战败也可与敌有生力量同归于尽，远胜不战自败。主动攻击，突然变成了一个无奈的选择。

但是，面对赵王的谴责与督促，廉颇仍旧坚持持久防御战略不变。从公元前283年因战功封上卿算起，廉颇已经做了20多年大将，军事经验极为丰富，被后世认为是“战国四大名将”（白起、王翦、李牧、廉颇）之一，他当然清楚主动攻击无异于孤注一掷的赌博。长平战场上的态势对赵军极为不利，地利尽失。秦军屯兵于战场西南的山谷之中，地势险要，其势犹如掘坑待虎，而赵军驻扎大军于长平以北的平原地带，无险可凭。秦出山谷攻赵易，赵入山谷图秦难。赵大军如若入山谷攻秦军，秦军只要封闭山谷，断赵军后路，数十万大军便会成为瓮中鱼鳖。但廉颇只需要考虑战场本身，赵孝成王却要考虑整个国家，所以让“坚壁不敢战”的廉颇“下课”就变成了必然的选择。应该说，廉颇还是识时务的，几十年后，另一位名将李牧抗命的结果就是丢掉了性命。

“知兵之将，生民之司命，国家安危之主也。”作为战国名将，廉颇是赵国军界的翘楚。昔日与廉颇齐名的马服君赵奢当时已经去世，至于另一位战国时期的风云人物，以“火牛阵”破燕复齐闻名的田单，当时虽然也在赵国，但毕竟还是客卿的身份，按照《战国策》的说法，赵奢就认为田单不但不知兵，而且还终究是齐国宗室，不会全心效忠赵国，因此田单没有得到足够的信任，只统领赵军攻取过燕国的几个小城。

外人不足恃，尚有宗室可用。赵国军制的一个突出特点，就是有任用宗室为将统兵作战的传统。根据《史记·赵世家》的记载，自赵烈侯起共有31位将领，其中有12位是赵氏族人，几乎占去40%，比例相当惊人。当年赵武灵王攻中山，即以公子赵章将中军，宗室赵袑将右军，宗室赵希将胡、代兵马，一举灭亡作为心腹之患的中山国。

此时，作为赵氏宗室的赵括，头顶名将赵奢之子的光环，又有“精通兵法”的名声，在“将二代”之中自然属于佼佼者之列，偏偏秦国派出的间谍也释放出了“秦之所恶，独畏马服子赵括将耳”的谣言，遂让赵孝成王下定决心，以没有实战经验的赵括代替廉颇出任前线主将。

随后的故事众所周知：公元前260年，赵括抵达长平走马上任，立即全面改变了廉颇的防御战略，修改了军法，更换了一批将领。最后，轻敌冒进，中计被歼，45万赵军全军覆没，引发了一场几乎招致亡国的灾难，令赵括身死之后徒留一个“纸上谈兵”的误国骂名。

诚然，赵括为将，确有其取败之道，譬如贪功逞强而刚愎自用，但他上任本身就意味着只能靠战场上迅速决战求得生机的赵国，将一位愿意出战的将领替换下了不愿出战的将领。事实上，赵括既没有机会制造战机，也没有时间从容运筹，而廉颇旧有的固守战略势必为主动出击的新战略所取代。然而，令人无可奈何的真相却是：如果野战能够获得对秦军的胜利，身为名将的廉颇又为什么要忍受“不敢战”的骂名避战死守呢？或许，赵军战败的命运，在长平战场赵军缺粮的那一刻，就已经注定了。

（摘自《看不够的中国史》 四川人民出版社/出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