​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

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

“二次革命”失败后，孙中山认为最大的教训是缺乏一个足以担当革命大任的政党。基于这种情况，他决心“纠合同志，宣立誓约，组织机关，再图革命。蕲以牺牲之精神，尽救国之天职”。1913年9月，孙中山在日本开始筹备组织政党的工作，1914年7月8日正式成立了中华革命党。

1914年6月21日，中华革命党第一次党员大会在东京召开，孙中山被选为总理。7月8日，中华革命党召开成立大会，公布《中华革命党总章》。接着，又发布《中华革命党成立通告》，号召党员“协力同心，共图三次革命”。

中华革命党突出“革命”二字，是孙中山身处逆境而革命精神仍然昂扬的表现。1903年，孙中山在保皇党势焰嚣张、必须奋起争夺檀香山阵地时，曾将重建的革命组织取名“中华革命军”;同盟会成立时，孙中山曾提议在同盟会之前冠以“革命”二字;1908年，同盟会内部闹分裂，他又曾愤而准备另组“中华革命党”以取代涣散的同盟会。到此时，正式以此命名新党，其目的就是鉴于袁世凯“将拨专制之死灰而负民国之负托”，而国民党已四分五裂，再无法承担反袁重任，因而寄望于新建的党，这无疑是必要的、正确的。1913年9月27日，即许多革命党人还在国内奋斗或在亡命途中，逃亡海外的革命党人也喘息未定之际，孙中山就在东京吸收了第一批党员，他们只有5个人，即：王统、黄元秀、朱卓文、陆惠生、马素。

1913年10月，陈其美、戴季陶等23人在东京宣誓入党，张人杰(静江)、蒋介石在上海宣誓入党;11月，邓铿等57人在东京入党，12月，夏重民等113人在东京入党，陈德出等6人在大连入党。途经日本赴美的林森及海外人士也陆续入党。

由于中华革命党的宗派性和排他性，严重地脱离群众，大批的老同盟会员、老战友都离开了。它虽然在反袁斗争中很坚决、勇敢，付出了重大牺牲，但没有成为反袁联合战线的核心力量。

洪宪帝制公然登场，孙中山立即发表《讨袁宣言》，痛斥袁世凯的种种罪行，黄兴等人也通电讨袁，并派人回国发动起义。孙、黄分手两年，因共同反袁复辟帝制又走到了一起。

孙中山积极策动了广东、福建、湖北、四川、安徽和东北等地的武装起义。中华革命党以居正为总司令在山东攻克10余个县城。

1915年，云南各派反袁势力组成“护国军”，并在是年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。1916年元旦成立“云南军政府”，推唐继尧为都督，蔡锷、李烈钧、唐继尧分任一、二、三军总司令，分兵进军四川、广西和贵州。反袁斗争获得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。

自护国军起义以来，袁世凯感到全国人民一致声讨的压力，又感到其主子和奴才都不可靠，即被迫推迟了元旦登基的计划。此后反袁形势日益发展，袁世凯已陷入众叛亲离的窘境，于3月22日无可奈何地撤销帝制，废除“洪宪”年号，83天的皇帝梦就这样破灭了。可是他仍希望依靠北洋军队保持总统权位。护国军坚持要他下台，并联合滇、黔、两广等省反袁势力，于5月1日成立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，岑春煊为都司令，梁启超为都参谋，李根源为副都参谋。5月8日成立军务院，独立各省军事长官为抚军，唐继尧为抚军长，岑春煊为抚军副长，梁启超为政务委员长。

这个由唐继尧、岑春煊、梁启超为首的军务院，完全排斥了孙中山及其中华革命党。

1916年4月末孙中山由日本回上海，5月9日发表《第二次讨袁宣言》，号召“除恶务尽”，指出“保持民国，不徒以去袁为毕事”。“袁氏未去，当与国民共任讨袁贼之事;袁氏既去，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，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”。

6月6日，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与反抗声中死去。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失败和最后垮台，是全国人民反抗斗争的结果。逆历史潮流而动，必然为人民所唾弃。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，促成民主思想的高涨，在反袁斗争中仍有其积极影响。

就在袁世凯羞愤而死的翌日，黎元洪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，“共和重造”。以反袁帝制为目标的护国运动形式上取得了胜利，避免了历史的更大倒退，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。可是护国运动并不可能改变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，不仅未达到孙中山要求“扫除专制政治，建设完全民国”的目的，继之出现的却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各派军阀割据和混战局面。但孙中山当时却不可能预见到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。相反，他认为护国战争胜利后，社会动荡和战争时代将告结束，国家将步入和平建设阶段，于是他发表了《规复约法宣言》，阐明了他对时局的主张，提出了今后的奋斗目标。他还命令各地革命党人罢兵息战，“为诸军倡”，其他一切依法律解决。他多次函电中华革命军将领，解散武装，转而从事生产建设，甚至电告居正：

“各军如不依令解散，即脱离关系。”这样，至12月中旬，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在山东等地部队，交出2000多支枪支，被北洋军阀编遣完毕，并通告取消了东北军名义。其他一些省的革命军，也都先后解散。孙中山没有保留一点军事实力，结果造成他两手空空的局面。这为后来在“护法运动”中，孙中山处境尴尬，以致被逼离粤埋下了伏笔。

护国运动结束后，孙中山得到的教训是深刻的，他经过反复研究，认为：“究其原因，多数人智识未齐，易为野心家所利用，致有变动之发生。”进而指出人民智识未齐，便不过问政治，而人民不过问政治的原因，又在于未能实行地方自治。所以他在1916年7月中旬后的40天里，先后到了上海、杭州、绍兴、宁波、江浙等地，对参众两院议员及各界名流、新闻记者、商会职员等人，连续发表9次演说，宣传民生主义，特别侧重讲述地方自治，直接民权问题，大力提倡地方自治，将其作为今后的建设方针。

孙中山关于地方自治的探索，说明他愈来愈意识到“代议制”的缺点，希图在资产阶级共和政体中，找到一种能够弥补“代议制”缺点的政治制度，用来达到建立真正的中华民国。